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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习时代扫黑】一场红色政权与黑社会的“基层争夺战”

来源:网络 作者:admin 人气: 发布时间:2019-08-11
摘要:看似关注度不高的扫黑运动正揭开中国黑社会惊人数量与对基层政权侵蚀的真实一面,为保证政权安全的红线,中共正在进行一场红色政权与黑社会的“基层争

其实,这种扩大化的情况已经引起了中国政府的注意,并加已制止。今年3月份,中国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海南团小组会审议“两高”报告时,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孙谦列席并回应一些地方对“扫黑除恶”下指标问题。他说,“我们在督查和调研中发现,一些地方对于‘扫黑除恶’下指标了。比如要求这个县公安局必须要办几个案子。”孙谦说,“如果真没有黑社会,这不是把好人当成坏人给办了?对于一般犯罪,也把他当成黑社会给办了?这是不可以的。” 他表示,对于“扫黑除恶”下指标问题,最高检去年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检察机关必须严格把握逮捕和起诉。当然,现在很多时候事情并没有到逮捕这一步,但毋庸讳言,很多一般性的行业矛盾、群众矛盾,都被放入了这个话语体系之下。5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全国扫黑办主任陈一新在山西省进行专题调研时也表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当前要重视防止“六种苗头性问题”,其中包括“随意定性、乱贴标签、作风漂浮、工作不实”等问题。

2018年开始,中国政府十分突然的宣布,他们将展开一场全国范围的“扫黑”运动。这被视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继“反腐败”之后,在中国掀起第二场大规模的治理运动。针对这场已经持续一年半的“扫平黑社会”运动,内外观感不一,疑惑为何“太平盛世”为什么要突然“扫黑”者有之;认为扫黑正当其时,为之鼓呼者有之;有用“权力”视野观察,为扫黑加上“政治解读”者有之……如何认识习近平时代的“扫黑”,已经成为观察“习近平时代”和当下中国独特性的时代命题。红色的锤子和镰刀,开始了一场将黑社会挤压出基层政权的“习时代战争”。

如果简单用“权力”去解构扫黑,或者用扫黑某个阶段出现的问题如扩大化,去否定“黑社会”的负面意义,,是社会舆论也应该避免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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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最基层的“芝麻官”,中国691,510个行政村的村主任,基本都是村民一人一票“普选”出来的。

也就是说,中国基层政权很多时候是被“村主任”所把控,而“贿选”的事情,更是屡见不鲜,一张选票的价格从200元到1,000元人民币不等。有财力购买选票担任村主任,并凭借这个职位获得更多不正当收益的人,也通常为当地的“黑社会”。因为在基层,通常只有“亦黑亦商”的人,才能够在改革开放早期完成原始财富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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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18 21:44:54

而“党支书”则有党员选出并经上级中共党组织认定方可担任。

公元前200年,中国哲学家韩非子,在他的著作《五蠹》中写下“侠以武犯禁”这样的话,对于当时的“游侠”从法家的角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这些“游侠”在史书上有时以“地方豪杰”的名字出现,但民国以来,人们更习惯称他们为黑社会。鉴于中国“外儒内法”的政权特征,中国历朝的中央统治者与黑社会,是天然的矛盾体。

“大陆黑社会”的真实一面是——1949年中国建政没有“黑社会”。从现有中国媒体报道或官方文件中,你会发现,凡是提到大陆的“黑社会”,完整表述都是“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解码习时代扫黑】一场红色政权与黑社会的“基层争夺战”

但是,就是这些不起眼的“基层黑社会”,让中共对于基层政权的掌控进入“失控状态”。政令出了中南海,也难以到达农村。更况且这种“黑”、“腐”结合,更构成中国基层民众反感官员,反感中共的主因,北京常年聚集的上访民众中,绝大部分来源于被基层村霸欺压的经历。

6月份,有一个被外界忽略的重要信息,2019年6月24日政治局会议审议《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其中要求,“全面推行村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委会主任”,而现行中国法律的规定是 “村民委员会主任……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换村民委员会成员”。简单的说,以后,中国行政村将“党政合一”,村主任和党支书两个职位将由一人担任,保证中共掌握基层政权。

2018年当中国政府首次向公众宣布“扫黑”运动开始的时候,很多人的第一直觉实际上是2009年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掀起的“打黑专项运动”的再现。2012年3月,薄熙来在“两会”后先后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及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并因被控受贿、贪污、滥用职权于2013年9月22日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后来对于薄熙来政治罪名的评判中,“打黑”被视作薄熙来的政绩工程之一。事实上在薄熙来落马之后,重庆又发生了多起平反打黑期间冤假错案的诉讼案件。

最新的数字则显示,自去年1月以来,中国公安机关共打掉涉黑组织1,292个、恶势力犯罪集团5,593个,破获各类刑事案件79,270起,缴获各种枪支851支,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621亿元,中国全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7.7%,八类严重暴力案件同比下降13.8%。根据中国司法对恶势力集团一般不少于3人的规定,这半年时间中国就有不少于2万名黑社会组织成员被查。鉴于公开报道中的黑社会组织通常在20人左右,尤其有一些黑社会成员是游离在“黑”与“民”中间的灰色地带,如此估算下来,中国“黑社会”的人数可能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除了容易与薄熙来“打黑”产生联想外,2018年后“扫黑”过程中扩大化的情况,也令外界担忧。在各地具体执行过程中,出现过不少有争议的规定,且对黑恶势力也有自己的解释。比如山东省检察院2018年“下指标”,要求当年每个基层检察院至少处理一起涉黑案件,否则年终考核一票否决。还有湖南湘潭、山西忻州以及河北井陉三地,将家中独生子女去世的“失独家庭”列入扫黑除恶“重点监察对象”,山东济南警方在界定“黑恶势力29种常见外在表现形式”时,在第一条便指出相关人员的特征包括“佩戴夸张金银饰品炫耀的人员和以凶兽文身等彪悍、跋扈人员”。

基层政权遭腐蚀

中国当下黑社会的现状是一种“进化状态”,正处在从松散组织向高级社团转变的过程。

这种形式主义的现象并非孤例,贵阳一家幼儿园悬挂的“坚持打早打小,将黑恶势力消灭在萌芽状态”标语横幅,无锡一家幼儿园出摸排扫黑除恶情况的报告。除了上述这类情况,这种扩大化的情况会被用在处理一些行业矛盾上面,比如出租车行业就有人向各地交通主管部门提出建议:交通领域的“扫黑除恶”不应遗漏非法网约车这一数量庞大的群体。简单的说,他们认为,没证的网约车就是黑车,而黑车就是黑社会。黑社会组织的认定,有着严格的界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对294条的修改,黑社会要有组织性、暴力性和地域性,追求经济利益。这里的地域就是指的行业或地区,如托运业、建筑业、娱乐业等进行垄断。从这个角度,虽然似乎与网约车的行业沾边,但更重要的是,黑社会还必须有组织性。网约车司机与平台的经济联系是单线的,没有中间组织,也不存在明确的管理机构,很松散。

《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刘远举在其文章《打黑扩大化背后的懒政思维》中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几个带着长枪的警察虎视眈眈地站着,镜头一转,两个妇女被铐在一起,神情木讷的坐在麻将桌边。屋子里三桌麻将边,还坐着其他被铐着的中老年人。这就是常见的小区麻将馆,这种甚至连包房都没有的麻将局,一般来说赌资并不大,即便超过了法律所规定的几百元的上限,被视为赌博,也没有必要如临大敌。还有一则视频,则是几个穿制服的人,砸掉了两张麻将桌。据说在一些地方,麻将馆一律不准再打麻将,只能打扑克牌了,按摩、KTV也都关闭了。虽然这些行业有着各种灰色的状况,但理论上这都是合法行业,并不是恶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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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多维新闻此前在多篇文章中所分析,本届中共领导层,保证“政权安全”是一根红线。政权安全不只是例如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一类,活跃在高层“反党集团”。那些侵蚀基层,让基层失控,让中共丧失民心的“亦黑亦官亦商”才是本文开始韩非子所说的“蠹”。所以,正是基于与黑社会争夺基层,达到本届领导层“政权安全”“人民美好生活”的政治理念,所以才会出现运动上的扫黑,制度上调整村干部任命模式的情况出现。

习近平“扫黑战争”的根本用意,在于将黑社会势力从基层政权挤压出去,重建中共这个“党”在农村的领导地位。这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政治任务,也是中共为什么倾举国国家机器之力打击黑社会的原因。

【解码习时代扫黑】一场红色政权与黑社会的“基层争夺战”

惊人的数字背后——社会治安形势严峻

官方数据之外仍有大量的“黑社会”隐匿。(VCG)

撰写:佑安 江流

前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曾如此解释,中国大陆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已经具备了黑社会犯罪的部分特征,但是尚未达到黑社会的程度,是一种向黑社会过渡的雏形状态。也就是说,如果国外的黑社会是高级阶段,那么国内的组织犯罪行为顶多是初级阶段。因为相比国外那些耳熟能详的黑社会,比如日本的山口组、意大利的黑手党,学界研究认为,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壤——不可能公开操作的黑社会传统行业,比如贩毒、卖淫、赌博,在中国大陆并不能存在,所以他们无法形成强大的社会经济实力;境外多党制形成的政治缝隙,使得国外黑社会可以很方便地向政治领域渗透,这在大陆也不可能。

“扫黑除恶”运动在基层执行异化。(@陆弃)

比惊人数字更严峻的形势是,中国基层的政权,事实上正在被黑社会所侵蚀。

在包括北京、上海、广东、浙江、黑龙江等地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实证调查中,研究者们发现,黑社会的势力范围很少跨出一个市,所谓的“大陆黑社会”,更准确的形容应该是村霸、乡霸、县霸,即便是跨地区流动的组织,也只活动在异乡一角。根据刊载在 2011 年《山东警察学院学报》的调查报告《浙江省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实证调查》显示,活动范围在本市(地)区的黑社会比例最大,为60%,浙江省内跨市区的为 10%,跨省的为 30%。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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